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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當前，中國經濟處於周期回落和結構調整的壓力集聚期，隨著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，如何在“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結構調整”、“轉型升級與保持合理增長速度”間找到“黃金平衡點”，是擺在新一屆政府面前新的重大挑戰。
　　2014年中國首季GDP增速為7.4%，遠低於2008年至2012年年均增長9.3%的水平。事實上，金融危機爆發至今，我國經濟歷經了兩輪比較明顯的下行周期：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、2011年至今。與上輪相比，本輪經濟下行的幅度和速度、背後發揮作用的中長期結構性因素都有非常大的不同。
　　兩輪經濟下行周期呈現“一急一緩”態勢。2008年雷曼倒閉後，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劇烈動蕩，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急速下行，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08年二季度的10.3%急速下滑到當年四季度的4.0%。而本輪下行速度則相對緩和、幅度相對較小，儘管今年一季度7.4%的增速是2010年以來的低點，但並未像上一輪下降幅度那麼大。那麼，中國經濟減速到底是內部原因，還是外部衝擊所致？這是認識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關鍵。
　　2011年以來，中國經濟處於結構性放緩通道，“增長速度換擋期、結構調整陣痛期、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”三期疊加，“高儲蓄、高投資、高增長”的發展模式面臨轉折，中國經濟已經悄然進入新的“拐點階段”，主要體現在：
　　一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數據顯示，自2011年起，經濟增長逐季下臺階，進入經濟增速換擋期。2011年一季度開始連續12個季度增速下行標志著中國進入第二個“調整型增長期”(1997-2001年為第一個“調整型增長期”)，經濟潛在增長率進入“七上八下”的新階段。
　　二是低成本優勢逐步衰減，進入結構調整陣痛期。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於要素紅利、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。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，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。未來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來的高資本回報率優勢，可能將逐步消失，勞動力要素和資源要素價格相對調整，整體經濟生產要素成本趨勢性上升，中國經濟依靠低成本優勢的粗放式增長已不可持續。
　　三是宏觀債務金融杠桿風險不斷累積，進入前期政策消化期。國際金融危機之後，我國再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，期間雖然考慮到啟動消費需求和結構性調整等新手段的運用，政府支出計劃有所調整，但總體上仍然屬於需求管理的傳統思路，並導致了杠桿率的大幅上升。IMF數據顯示，2005-2012年，中國非金融部門(居民部門、非金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)債務占GDP比率整體呈上升趨勢，債務總額由25.8萬億元上升至91.6萬億元，杠桿率由139.3%上升至176.3%。總體來看，我國經濟的總杠桿率水平遠低於日本、英國、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平均350%的杠桿率，但鑒於金融危機之後財政貨幣擴張引發金融部門、企業部門、政府部門的杠桿率明顯上升，因此風險仍不容忽視。
　　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上升速度最快。根據標普數據，截至2013年底，中國非金融類公司的債務總額共有12萬億美元，為GDP的120%，已經遠超90%的國際警戒線。預計2014年底，中國非金融企業持債規模將為13.8萬億美元，超過美國的13.7萬億美元。
　　而最為突出的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。據統計，2013年全國地方債務到期還款3萬億元，同比增長超過60%，約占當年地方財政收入的50%。隨著平臺融資集中到期，2014、2015兩年到期債務規模增長更快，而財政收入增幅則難以大幅提升，屆時地方政府以及融資平臺將面臨更大還本付息的壓力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、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，已成為當前面臨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。
　　(張茉楠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，海外網專欄作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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