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前,中國經濟處於周期回落和結構調整的壓力集聚期,隨著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,如何在“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結構調整”、“轉型升級與保持合理增長速度”間找到“黃金平衡點”,是擺在新一屆政府面前新的重大挑戰。
  2014年中國首季GDP增速為7.4%,遠低於2008年至2012年年均增長9.3%的水平。事實上,金融危機爆發至今,我國經濟歷經了兩輪比較明顯的下行周期:2008年二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、2011年至今。與上輪相比,本輪經濟下行的幅度和速度、背後發揮作用的中長期結構性因素都有非常大的不同。
  兩輪經濟下行周期呈現“一急一緩”態勢。2008年雷曼倒閉後,全球經濟金融形勢劇烈動蕩,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急速下行,GDP季度環比折年率從2008年二季度的10.3%急速下滑到當年四季度的4.0%。而本輪下行速度則相對緩和、幅度相對較小,儘管今年一季度7.4%的增速是2010年以來的低點,但並未像上一輪下降幅度那麼大。那麼,中國經濟減速到底是內部原因,還是外部衝擊所致?這是認識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關鍵。
  2011年以來,中國經濟處於結構性放緩通道,“增長速度換擋期、結構調整陣痛期、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”三期疊加,“高儲蓄、高投資、高增長”的發展模式面臨轉折,中國經濟已經悄然進入新的“拐點階段”,主要體現在:
  一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數據顯示,自2011年起,經濟增長逐季下臺階,進入經濟增速換擋期。2011年一季度開始連續12個季度增速下行標志著中國進入第二個“調整型增長期”(1997-2001年為第一個“調整型增長期”),經濟潛在增長率進入“七上八下”的新階段。
  二是低成本優勢逐步衰減,進入結構調整陣痛期。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於要素紅利、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。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,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。未來五年由低成本衍生出來的高資本回報率優勢,可能將逐步消失,勞動力要素和資源要素價格相對調整,整體經濟生產要素成本趨勢性上升,中國經濟依靠低成本優勢的粗放式增長已不可持續。
  三是宏觀債務金融杠桿風險不斷累積,進入前期政策消化期。國際金融危機之後,我國再次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,期間雖然考慮到啟動消費需求和結構性調整等新手段的運用,政府支出計劃有所調整,但總體上仍然屬於需求管理的傳統思路,並導致了杠桿率的大幅上升。IMF數據顯示,2005-2012年,中國非金融部門(居民部門、非金融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)債務占GDP比率整體呈上升趨勢,債務總額由25.8萬億元上升至91.6萬億元,杠桿率由139.3%上升至176.3%。總體來看,我國經濟的總杠桿率水平遠低於日本、英國、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平均350%的杠桿率,但鑒於金融危機之後財政貨幣擴張引發金融部門、企業部門、政府部門的杠桿率明顯上升,因此風險仍不容忽視。
  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上升速度最快。根據標普數據,截至2013年底,中國非金融類公司的債務總額共有12萬億美元,為GDP的120%,已經遠超90%的國際警戒線。預計2014年底,中國非金融企業持債規模將為13.8萬億美元,超過美國的13.7萬億美元。
  而最為突出的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。據統計,2013年全國地方債務到期還款3萬億元,同比增長超過60%,約占當年地方財政收入的50%。隨著平臺融資集中到期,2014、2015兩年到期債務規模增長更快,而財政收入增幅則難以大幅提升,屆時地方政府以及融資平臺將面臨更大還本付息的壓力。守住不發生系統性、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,已成為當前面臨的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。
  (張茉楠,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,海外網專欄作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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